范文澜对佛教的评价与朱熹相似,是宋明理学的延续。

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之一,被誉为“新史学大师”。 他主编的《中国通史纲要》作为当年的教科书很有影响。 历史虽然不是一个可以被别人打扮的小女孩,但任何知识都会被时代打上烙印。 从今天看来,他的很多观点确实有些过分,比如他对佛教的评价。 从某种意义上说,范文澜延续了宋明理学对佛教的态度。 在他看来,佛教是我国东汉以来出现的最狡猾的骗子,缺乏有效的反对力量。

范文澜与朱熹相似。 他说,我国佛教的最初发展,与抄袭道教思想著作和“盗古今今”解释佛教经典是分不开的。 另外,佛教,尤其是天台宗,和道教一样,讲的是炼丹、长生不老的丹药。 《志观浮行传鸿诀杂录》云:“太阳草,名黄精,食之,可延年益寿……金丹,又名元法。”佛教也和道教所提倡的打坐、练气一样。

他指出佛教的道化(玄化)是第一步,儒家的化是第二步。 宋代儒、道、佛三教并用,尤推崇儒学。 为了在斗争中生存,佛教大量吸收了儒家思想。 不仅佛教徒积极谈论儒家思想,甚至佛教徒(特别是禅宗僧人)所写的语录也与儒家思想很少有不同。 因此,积极反佛的韩愈就嘲讽佛教“颇有智慧,颇有学问”。 “宗教都是骗人的伎俩,禅宗以空虚骗人,净土以功德骗人。” 但禅宗却因此获得了最后的胜利:放弃了天竺佛教的奴性外表,假装在中国士大夫中很常见。 外表普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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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文澜更多地借鉴了阶级分析的方法,认为佛教的欺骗还不止于此。 它也是剥削阶级披着的神圣外衣,是剥削阶级谋取利益的手段,也是社会的祸害。 首先,佛教寺庙有僧人,僧侣不受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。 它们属于独立或半独立的佛教国家。 因此,佛教国家越多,对当时政治统一的威胁就越大。 其次,佛教在思想上俘虏了中国人,使他们成为佛教的奴隶,认为他们不是中国人。 佛教传入以来,其业力论、即成佛论、神不朽论甚嚣尘上,致使世人抛弃人伦,轻视现世,只求来世福祉。 这导致了社会责任的严重缺失。

最后,僧侣的增加意味着朝廷税收和徭役的损失。 僧人,尤其是上层僧人,过着荣华富贵的寄生生活。 唐德宗时期,为官和出家成为富家子弟的两条出路。 “富人多了,就会为官出家。” 上流修士不务正业,却拥有与国家相媲美的尊贵地位和财富。 毫不夸张地说,“世界财富的百分之十不过佛有七八”。

基于此,我国凡是有知识、有责任感的皇帝和士大夫,都会奋起反抗佛教,如韩愈、傅羿、李世民等。 前两位是文人代表,李世民是皇帝的对手。 范文澜指出,实际上,我国反佛势力主要有道教、儒教、朝廷三大势力。 道教与佛教争夺宗教地位,但佛教始终是第一。 儒家以礼排斥佛教,而佛教却包容万物而得以生存。 朝廷中,虽然有三武一派灭佛的现象,但并没有对佛教造成严重的破坏。 佛教每次都会复活,甚至会变得更加强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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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代变了,今天当我们回顾范先生的作品时,我们可能并不都同意应该采取更加客观合理的立场。 这是一个方法论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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