讨论王阳明“知行合一”理论的文章很多。 然而,很少有人能得出“知行合一”的结论。 本文将谈谈所得到的感悟,并向方氏家族寻求建议。

略述历代儒家“知行”观

儒家对于“知”与“行”的关系有比较深入的论述。 有先知后行、先知后行、先知后行、先知后行、知行合一等多种说法。

《古文尚书说志》记载,傅岳对商王武丁说“知之不难,行之难”,体现了先秦“知之易,行之难”的说法。 ”。 孔子认为,人分三种:生而有知的人、学习而学习的人、陷于困境而学习的人。 他主张“君子欲慢言而快行”。 事实上,他主张以行为为导向。 子思《中庸》引用了孔子关于“知行”的话:“学近于知,行近于仁,知耻近乎勇。知此三者,则矣。”懂得修身,就能修身;懂得修身,就懂得治理别人;懂得修身,就懂得治理别人;所以治理人,就懂得治理天下。国家”。 这分明是把知行问题作为修身治国的根本。 《荀子·劝学》提出“君子有学问,日省己,则明而行无过”。 可以说是“知行合一”理论的起源,但先秦儒家尚未有系统的知行观。

汉代王充认为,全民“以学而知事”,即使圣人也不能“从神而知事”,也不能“从生而知事”; 知识的真实性必须通过事实的检验来验证,即所谓“物以证为实”,但他并没有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。朱熹南宋人提出“知行相辅”、“知行始终重要”的观点,陆九渊也有“知先行后行”的观点。朱律“先知后行”,王阳明提出“知行合一”说,认为知行关系是“知者行之始,行之成”。黄宗羲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学说,强调“圣人教人唯一行”和“行之以言”。行言必行”,从而将王阳明的“致良心”转化为“行良心”,建立了较为系统的“行”哲学。 王夫之提出“行可同时知,知不可同时行”、“知行互利”的结论。

上述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,本质上都是在讨论道德、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。 他们更注重德性的知识和伦理政治的行为,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知识的知识和科学实践的行为。 因此,它是一种伦理政治理论,与西方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和行动观有着根本的不同。

王阳明“知行合一”理论的内涵与要点

所谓阳明学派,本质上是良知心学,以“良知”为德本体,以“得良知”为修行方法,以“知行合一”为实践,以“知行合一”为修行方法。将其应用到世界的目的。 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说:

有人曾经说过,知识是做的想法,做是认识的努力。 知识是行动的开始,行动是知识的完成。 如果知道怎么做,只能说一知有其行,也只能说一行有其知。

知者为行之始,行知者为始。 神圣的学习只是一件事; 知与行不能分为两件事。

如果知识是真实的、真诚的,那就是行动;如果知识是真实的、真诚的,那就是行动; 当行动清晰、有意识且谨慎时,它就是知识。 知识和行动都离不开勤奋。 真正的知识就是行动,不去做就不是知识。

现在我讲的是知行合一。 我希望人们知道一个想法的起源和实现。 如果根源上有不善的思想,那么不善的思想就会被克服。 一定要彻底、彻底,让邪念不能潜伏在心中。 这就是我的目的。

概括起来,王阳明“知行合一”理论的内涵主要有三点:第一,知行只是一劳永逸,不可分割。 所谓“功夫”,就是认知和实践的过程。 其次,知与行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:知是行动的起点,指导行动,真知不仅能够做到,而且已经做到; 行动是知识的归宿,是知识的实现,真实、真诚的行动在工作中有着自己清晰、细致的认识。 第三,知行知行中“行”的根本目的是彻底克服“不善念”,达到圆满。 这本质上是一个道德修养和实践的过程。 显然,王阳明所说的“知”,就是“我心良知所知道的天理”,他所说的“行”,就是“将我心良知所知道的自然规律运用到一切事物上的道德实践”。 ” 可以说,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学说本质上是集道德、伦理、政治于一体的道德人文哲学。

但王阳明“知行合一”理论的理论重点是什么? 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。 我认为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理论的重点就在于“行”字。 原因有以下三个:

首先,“知行合一”理论是王阳明贬隆昌时提出的。 隆昌悟道后,悟到“圣人之道,吾性自足”,他向贵州体学副使习叔请教“朱鲁异同”时不时提出的概念。 。 王阳明从本体论意义的角度论述了知行关系,认为人性的自证性是不言而喻的。 朱禄的“先知后行”理论,将知与行分开,将知与行的关系分开。 王阳明强调的是知行合一,不能一分为二,也不能一分为二。

其次,世家弟子徐艾以“孝”为例,质疑“知行合一”的理论。 他认为,“现在的人都知道要孝顺父亲,兄弟要孝顺兄弟,但是不能孝顺,不能成为兄弟,这就是知与行的区别”。 王阳明回答说:“分明是两件事”:“没有人知道而没有做,知道而没有做,只是未知……如果说有人知道孝道,有人知道孝道的话。”其弟,必已尽孝,当弟也,知其孝,知其兄弟。” 这说明王阳明认为真正的“知”必须落实在“行”中,并且已经在“行”中。

其三,王阳明在赣南剿匪时,在给弟子的书信中提出了“断山易断心难”的主张,强调“断山易断心难”,强调“断山易断心难”。是不是只要斩断老鼠和盗贼呢?如果智者消灭了与自己亲近的盗贼,以总结和平定国家,这是一个真诚的人无与伦比的成就。” 所谓“心中有贼”,是指朝中两国官员普遍存在的道德败坏和腐败现象。 这一主张是针对朝中官员说一套做一套、知行合一的不良风气。 希望当权者肃清“心腹匪徒”的号召,在“治国平天下”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绩。

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,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论以“行”为中心。 阳明弟子黄宗羲对此深有体会。 黄在《明代儒案·姚江学案序》中指出,阳明先生“以圣人教人,只是一行,如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,皆是行”。诚心修行者,必修此矣。还不够。师专心事,言即言,以救空无理,只求知识有所不同。 ”。 这是深刻抓住了阳明良知心学精髓的精辟理论,也是王阳明“知行合一,重在行”思想的最好注脚。

“知行合一”理论的现实意义

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来理解王阳明“知行合一”理论的现实意义:

首先,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精神和实践为我们提供了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。 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思想虽然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的理论,但它是建立在儒家“修己平民”、“内圣外德”的思想逻辑和传统之上的。国王”。 ,其道德修养必须落实到政治实践和社会治理中,因此它也是一种政治理论。 王阳明所说的“知行”的关系,是现代扩展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。 所谓“知行合一”,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。

其次,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理论对当前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具有警示作用。 如今,一些官员知行不一,说一套做一套,败坏了党风政风,也失信了人民群众。 在这种情况下,弘扬“良知”、“知行合一”,提高干部队伍道德人文素质就显得尤为必要。 这对于启迪官员道德良知、遏制腐败、弘扬廉洁政治、执政为民、取信于民具有积极作用。

第三,倡导“知行合一”,有利于推动新形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,促进“人文成长”。 所谓“文化”,按照古人的定义,就是“人文修养”,即以人文精神育人,养成良好的社会风俗。 王阳明的“致良知”、“知行合一”学说以“行”为中心,追求文德教育理念,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。 教育可以发挥积极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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