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大唐王朝的东都洛阳宫殿内,迎来了一场庄严隆重的授箓仪式。唐明皇李隆基成为了一位特殊的皇帝,他亲自接受了道教法箓,而这份厚重的荣誉得益于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。司马承祯(647年-735年)是上清派宗师。他出身于官宦世家,但却不痴迷于官场升迁,一心向往学习道教。21岁时,他踏上了嵩山,向潘师正讨教。在这里,他学习上清经法、符箓、辟谷、导引、服饵等道术。司马承祯是个勤奋的学生,初学道时,“每读一篇经文,取一块瓦砾放于台上,准备到一百块,再去拜见师长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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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唐开元九年(721年),大唐王朝东都洛阳的宫殿内举行了一场庄严隆盛的授箓仪式,唐明皇李隆基亲受道教法箓,成为一名道士皇帝,为他授箓的正是著名道士司马承祯。

出生于河内郡温县(今河南温县)的司马承祯(647年-735年)是上清派宗师。在21岁那年,他踏上嵩山之旅,开始向潘师正学习各种道术技能,如上清经法、符箓、辟谷、导引、服饵等等。司马承祯的学习非常用心,他的学习方式是“每读一篇经文就在桌子上摆放一块瓦片,到一百块后,再向师长请教”。

司马承祯是一位声名远扬的学者,他笃信道教,曾在读书时用瓦片作为标记。每天阅读上百卷书籍,他终于学成归来,并开始了茅山、王屋山、衡山等名山之旅。最终,他选择了浙江天台山作为他的家园,并自称为“白云子”,创立了自己的住所。

司马承祯以其人品和学术水平而闻名于世。多位皇帝都曾邀请他入宫相见,并请他解答他们的疑问。司马承祯被尊为“帝师”,而武则天则亲自前往东都洛阳,赞扬了他的学识。在景云二年(711年)的时候,睿宗李旦令司马承祯前往长安宫,探讨阴阳术数和修身治国之道。司马承祯回答道:“为道日损,损之又损,以至于无为。”“国犹身也……顺物自然,而无私焉,而天下治……无为之旨,理国之道也。”通过这段话,他阐释了顺应自然的无为之道和治理国家的有效方法。睿宗听后深表赞赏。后来,睿宗禅让皇位给儿子李隆基(即唐玄宗),并在此体现了道家的无争与无为精神。虽然睿宗鼓励司马承祯留在长安宫中,但是司马承祯恳请归山,并以他在雅乐方面的才能而赠送了宝琴等物品,并写了一封信来表达谢意。在唐朝时期,唐玄宗是一位虔诚的道教信徒,与司马承祯的关系也非常密切。他曾推行一系列政策,以促进道教的发展,使其进入全盛时期。他首先提高了道教的地位,尊敬老子和《道德经》,亲自为其作注,并在全国范围内颁布。他数次为老子封爵加号,最终成为“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”。此外,他还制定了道举制度,以“四子真经”(即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列子》和《文子》)为科目摄取贤者。他还为道士设立了官职和俸禄,奖励那些在宗教和社会活动中做出重大贡献的人。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道教的发展和普及。

在唐代,司马承祯不仅是一位著名的道士,也是一位出色的学者。他曾在天台山修道,被亲切地称为“白云子”。在他即将离开这里时,朝中百余位官员和诗人为他送行。当时,司马承祯的好友卢藏用曾在终南山隐居,后来他担任了要职,被称为“随驾隐士”,他见到司马承祯即将离开,就指向终南山并问为什么要去天台山。司马承祯幽默地回答说,“按我看,这只是一个捷径,方便我在官场上更顺利地发展”。因此,“终南捷径”成为了一个耳熟能详的典故。虽然司马承祯被睿宗多次邀请出山,但他却一直不愿意回去,直到走了十余里后才感到后悔。据传这片土地因此得名为“司马悔山”(今日台州天台山北),是道教第六十福地。在唐玄宗统治时期,司马承祯为他建立了一系列与道教和玄学有关的制度和机构,例如崇玄馆和玄学博士等。最令人信服的是,司马承祯亲自主持宗教仪式,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一名道士。同时,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也加入道教,并自称“太真”。大诗人张祜描述了授箓的情景,写道:“太阳斜照着灵台,红树花迎接着晨露。昨晚上皇新授予箓,太真含着微笑走过帘子。”在唐玄宗授予箓后的第二年,司马承祯请求回到天台山。唐玄宗赠送了他诗作,表达了对这位贤才的不舍之情,也标志着司马承祯脱离尘世的高傲品格。为了方便以后的会见,唐玄宗命令司马承祯在王屋山自由选择适合居住的位置,并建立了一座神坛。司马承祯选择王屋山的原因不仅在于它是他的故乡,更因为这里不像终南山,有许多被世人公认的隐士和游客;也不像嵩山那样有很多佛寺和道观,而可以追求在“山林寂寞”中深入精神世界。不久之后,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前来王屋山拜师,修道成仙。因此,“阳台观”在一段时间内成为道教徒聚集的圣地。司马承祯撰写了《天地宫府图》,将王屋山列为“清虚小有”的天地宫殿,并将其作为洞天福地之首。他在前人的基础上,系统化地将道家的“洞天福地”概念理论化,将分散在各地的道教传统赋予了更加完整和丰富的意义。论》是司马承祯的代表作之一,探讨了道家修炼之要义:“坐”与“忘”。其中“坐”指的是静坐冥思的修行方法,“忘”则必须摆脱杂念和尘世的扰乱。司马承祯认为,静坐冥思和摆脱尘世扰乱是修炼之路的必经之路,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心灵的净化和成为真正的道家弟子。他的另外两部重要著作:《服气精义论》和《天地宫府图》是关于道家养生方法和洞天福地的论述。其中,《服气精义论》详细阐释了几种服气方法的施行步骤和可能的治病效果。这些方法包括说吐导引和内部吸气和呼气的功夫。这些方法不仅有助于养生,还可以治疗某些病症。《天地宫府图》则着重于介绍洞天福地的种类和系统,将各种神祇和宫殿界定在十大洞天、三十六小洞天、七十二福地的形成之中。司马承祯的贡献使得道教成为能够参加重要国家祭祀的宗教之一,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司马承祯的《坐忘论》是神仙道教理论的重要著作,它强调了修道明理、入室炼性的重要性。其中,“坐忘”一词来自《庄子·大宗师》:“放下肢体,放弃聪明,离开形体和知识,与大自然融为一体,这就是坐忘。”司马承祯以《老子》和《庄子》等道家经典为基础,融合了儒家正心诚意和佛家禅修和观想的思想。他提出了通过“安心”和“坐忘”来治愈人心的方法,并将其分为七个步骤:敬信、割舍分别、凝聚心神、化繁为简、真正观察、沉静平稳、最终获得道。这七个步骤也是修行的七个阶段,每一个阶段都比前一个阶段更接近于获得道的状态。

在隋唐时期,道教外丹学说盛行一时。然而,司马承祯注意到外丹术的弊端,并开始重视修心明道、精神心性的实践。他提出了“守静去欲”的心性理论,将道教的重心从外丹学说的炼形转移到了注重身心合一、性命双修的阶段。这种思想不仅提升了早期道教的崇仙信仰、服饵符箓和炼气长生理论,还促使了那个时代流行的玄学清谈风气向具体的宗教实践转化。司马承祯的贡献标志着神仙道教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,让这一宗教更加注重人类内心世界的清明和安宁,以及对生命、身心和精神的全面修养。司马承祯的学说对宋代的内丹学有着深远的影响。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全能型道士,不仅创作了道教经书和经赞,还涉猎诗词文赋、碑序铭表、乐曲琴论、医药本草等多个领域,十分多才多艺。同时,他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,篆、隶书皆能自成一体,备受赞誉。在玄宗的要求下,他用三种不同的书体书写了《道德经》,并确定了五千三百八十个字的正本。尽管司马承祯在书画方面表现突出,但他也非常拿手制作铜镜、宝剑和琴等物,他曾在千秋节时献给玄宗一面八卦纹镜。千秋节是以玄宗的生日(八月五日)为庆祝对象的皇帝寿节。在节日中,全国人民都要参与庆祝活动,皇帝会赏赐四品以上的官员上金镜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,司马承祯的八卦纹镜备受玄宗的青睐,玄宗为他御制了一首响彻寰宇的诗《答司马承祯上剑镜》: “宝照含天地,神剑合阴阳。日月丽光景,星斗裁文章。写鉴表容质,佩服为身防。从兹一赏玩,永德保龄长。” 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司马承祯独具的道家气质,他坚持扶正去邪,在各种领域中推广道教的文化和哲学精髓。司马承祯于公元73年,在王屋山逝世,享年高达89岁。玄宗皇帝封他为银青光禄大夫,并追赠谥号为贞一先生。司马承祯有70多个弟子,在道教门派中占据了重要地位。他留下了一部分重要的著作,在道教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。他对道教的发展和推广做出了重大贡献,这些都是中华文化和哲学理念的重要体现。

以上内容来自焦玉琴的著作,他是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的教授,同时也是中国民族宗教网站的贡献者。他的作品介绍了司马承祯对中国道教文化遗产的深刻影响,为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、哲学和宗教信仰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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